红星专访｜雄性激素分泌越多的人越自私？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其神经学机制

由深圳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合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今年3月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睾酮增多会降低男性的慷慨程度。研究发现，对于不是很亲近的人，睾酮诱发了更多的自私选择，会让男性更利己。而且，研究者首次发现了睾酮影响大脑颞顶交界处（TPJ）对慷慨程度的表征。

该研究发表后有文章称，小气自私的人主要是因为激素原因所致，因此天生就小气自私的人占比会更大。对此，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该研究的最后通讯作者、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红教授。

首次发现：睾酮降低慷慨性的神经机制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今年3月刊上的这项研究指出，对于不是很亲近的人，睾酮会诱发更多自私的选择，让人更利己。研究还发现，睾酮降低慷慨性的神经机制——睾酮会减弱大脑颞顶交界处（TPJ）的活动及其功能性连接来降低慷慨程度。

在此次研究中，课题组招募了70名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的男性志愿者。研究人员将志愿者随机分成2组。一名未知实验内容的男性实验助手在其中一组志愿者的肩部和上手臂处涂抹含有150毫克睾酮的无色凝胶，在另一组则涂抹安慰剂凝胶。在实验开始前，研究人员让志愿者根据自己和不同人（母亲、父亲、兄弟姐妹、伙伴、孩子、祖父母、家庭成员、亲戚、最好的朋友、朋友圈成员、同事、邻居、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亲近程度进行评分（采用20分的李克特量表：1=非常亲近，以此递增，20=不亲近）。

涂上凝胶3小时后，志愿者躺在磁共振仪器中进行决策任务。在每一轮决策中，志愿者需要作出以下决定：面对不同亲近程度的人（如母亲），是选择独自获得更多钱（自私的选项），还是自己获得较少的钱并且惠及他人（慷慨的选择）。参与者必须在6秒内作出反应。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涂了睾酮组还是安慰剂组，志愿者对他们关系密切的人的慷慨程度大致相同，而且慷慨程度都会随着亲近程度的逐渐疏远而降低。与安慰剂组相比，睾酮组对与他们不太亲近的人慷慨程度的下降速度更快。而针对这种行为背后的神经学机制，该研究发现，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大脑颞顶交界处（TPJ）活动随着慷慨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与安慰剂组相比，睾酮组参与者的TPJ活动在慷慨程度时反而减弱了。

专家：研究基于“睾酮促进人追求更高社会地位”假说

就此研究，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该研究的最后通讯作者、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红教授，他详细介绍了这一研究的相关情况。

就这个项目的亮点，李红表示，此研究是睾酮影响社会行为机制这一项目的一部分。以往的研究关注的是动物群体中睾酮的作用，尤其更多关注了睾酮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而睾酮对亲社会性的影响却研究甚少，其神经机制的研究几乎空白。

在社会学中，有一种理论假说，即睾酮促进人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等都可能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考察了睾酮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也希望通过神经影像学手段深入揭示睾酮影响亲社会性的神经机制。

我们之前已经有3个研究，其结果表明睾酮在不同情境下会调节个体的利他行为。例如，对患病孤儿的捐款，相比于没有陌生人在场时，睾酮给药后的个体在有陌生人在场时就增加了捐款行为，表现出更高的亲社会性。这次，我们通过两个行为研究和一个磁共振成像研究，揭示了睾酮影响慷慨性的神经机制。

对于为什么会是对不那么亲近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反应，李红表示，以往的研究结果和“睾酮社会地位假说”都指出，睾酮会提高个体寻求更高社会地位的动力。在该研究中，我们发现睾酮主要降低了男性对不那么亲近的人的慷慨程度，选择给自己留更多的钱（保留资源以应对后续竞争和繁衍等）。对于很亲近的人而言，个体需要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而通过慷慨待人的互惠互利行为，也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比如会使自己更“有面子”、给人留下“好印象”等。毕竟人是群居的生物，在威胁来临时，组成群体进行抗争会更有利；而对于很疏远的人，慷慨程度都比较低，因为那些关系疏远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

同时，李红还表示，未来将更深层地挖掘睾酮影响社会行为的机制。

共进行三批实验：结果一致，可靠性较高

该研究发布后有很多报道称，小气自私的人主要是因为激素原因所致，因此天生就小气自私的人占比会更大。对此，李红表示他不是完全认同，“我们强调的是，在正常男性身上涂抹150mg睾酮，会使人的慷慨性降低。相对于睾酮水平未增加时，给药后个体的慷慨程度下降了，并没有说睾酮水平高的人就比较自私，或者是个体出生时的睾酮水平就决定了个体的自私等性格特质。因为睾酮水平高的人就比较自私或者个体出生时的睾酮水平就决定了个体的自私性格的说法，明显带有生物决定论，甚至是先天决定论的理论假设，我们对类似这样的生物决定论或者先天决定论假设是反对的。”

“根据我们的研究，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睾酮水平高的人，如果进一步人为提高其睾酮水平，可能会降低其慷慨程度。而对于出生时睾酮的基础水平就比较高的个体，我们至今没有研究过。因此完全无法判断其成年后的性格特质，因为成年后的性格特质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其中也包括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李红说。

李红向红星新闻记者进一步解释道，“举个例子，某人在一般情况下愿意给自己的同学捐助100元，在睾酮给药后，他可能只捐助了90元。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睾酮给药后，个体的慷慨程度下降了。但并不能据此作出自私、小气还是大方的价值判断，因为捐助100元或90元实际上都是慷慨大方的。因此，我们想强调的是，睾酮影响慷慨的程度（变化量）而非慷慨的性质（绝对状态：自私或慷慨）。”

对于这一研究，有人疑惑的表示，该项目参与实验的人数是否过少而影响其普遍性？同时，实验由外部提供睾酮的办法是否表明人体自身分泌睾酮的情况也适用这样的研究结果？

对此，李红坦言，实验样本量的确是影响文章结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本文发表前，已经进行了两个行为实验，在两个相隔一年的时间内收集了两批数据（分别有60多人和120多人），本文的有效数据为68人，这三批实验数据的结果都是一致的，且三批原始数据和分析代码都已经公开至开放平台。“我们多次重复自己的研究，显示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至于外部给药和体内分泌的睾酮而言，睾酮的成分是一样的，当然两种情况下睾酮的体循环等模式是否存在差异仍不清楚；同时，在外部给药的睾酮含量和体内分泌的睾酮含量相同的情况下，二者是否存在不同的效应也需要新的研究才能够准确回答。”李红补充道。

红星新闻记者罗天

编辑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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